《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中国最重要的人权, 当是农人的人权。这个关注点，既有别于西方人权的关注点, 也有别于当前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点。

改革开放十五年来, 富民政策让农人放开手脚劳动, 许多地方的农人已经越过了温饱线, 并学会了许多城里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身份紧张，会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既表现为、也加剧着乡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紧张, 并因此使乡村不仅成为经济改革的策源地, 而且成为政治改革的策源地。他们淳朴实在而又感觉敏锐、思想活跃。它似乎不再是贫苦, 而是富苦了。在乡村所做的有限的访谈使我认识到, 现在的中国乡村社会, 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所谓差序格局、礼俗社会、伦理至上、亲缘核心或 阶级关系 一类的概念来描述的。

课题成果《走向权利的时代》出版，还在不意间成为我国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的启幕者。乡下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因此，法律的目标或功能就在于弥补合法性环境之下其他计划的缺陷。

显然，这个范本既不能太差也不能太好。[20]65-68于是，原本蕴含在诠释主义背后的那个关于知识属性的疑虑，将有可能初步回应：不同的人可能会将不同价值赋予同一实践，然而一方面，这个价值必须是符合该实践的，否则它在适格性上就有问题。显然，给出看法是非常简单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看法如何是可靠的，以至于能够被视为一种知识，而不是研究者个人或所属群体的意见。这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但这个看法是成立的吗？ 必须注意，这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符合：抽象的符合与具体的符合，它们对于价值的获得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当推导到这一步，就会引发两个关于法律是什么或者法律性质进一步的争论：其一，实质问题，即法律是社会事实还是规范事实。其二，内部关联条件，即该规范N1与经受鉴别的其他规范N2、N3、N4……Nn之间是相互支持或者相互预设的。

第三，由于语义学事实和自然事实存在巨大的困难，因此它们均不是法律这种事实的恰当表现形式。换言之，是否存在一部法律以及法律做如何的规定，这些事实本身就是重要的。⑦此处之所以使用反法实证主义，而没有使用自然法理论(natural law theory)，是因为传统的自然法理论并不将法律是一种事实视为自己的核心主张，因而可能在知识属性上遇到困难。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如何有效避免研究者将个人的价值偏好带入，以至于得出的结论丧失了知识的性质？ 婚姻法的例子可以给出很好的回答。

其二，方法论问题，分别与社会事实和规范事实匹配的方法论是什么。由于理解法律的存在与内容这个事实，必然涉及法律功能的价值判断，于是这个价值将成为理解法律的关键，所以价值中立的描述主义就是错误的。或者更精确地说，即使它的确可能同特定道德或者价值存在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偶然的。四、方法论的难题2：诠释主义是一套法律理论吗？ 从前面的讨论可知：1)讨论法律是什么，就等于讨论决定法律的存在和内容的终极事实。

二、法律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 为避免关于法律③是什么或者法律性质的讨论最终变成空谈，看起来唯一可取的做法，就是将作为抽象客体的一般法当做某种事实来对待。我将在第一节中，说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并进而提出一些贯穿全文的规定性条件。

因此，法理学一定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讨论，但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讨论并不都是法理学，它可以是不同于法理学的刑法学、民法学、宪法学等等。所谓自然主义的谬误，指的是善/好(good)这个价值判断所具备的属性，并不是如同黄(色)(yellow)的自然属性一样，是能够被人类的感官所发现的事物，所以它必然是一种非自然的性质，也就无法由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所能获得发现。

此时，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理论家依照化约论会得出不同的看法，那么这是为什么？并且，这些相互竞争的看法有优与劣吗？显然，如果化约论针对的是自然事实，那么这些相互竞争的看法其实是存在优劣的。也就是说，由于法律的存在和内容不但为事实，而且还是一个蕴含价值的事实(规范事实)。因此，即使非理想价值本身明显存在最佳证立上的不足，但法治这个价值使得它能够通常比理想的价值分量更重，或者理想价值至少不能轻易地凌驾于非理想的价值。[23]8一旦回到《婚姻法》，男女双方夫妻之类表述存在的事实意味着，除非以合适的方式修改了婚姻法的内容，否则就只能支持拒绝登记的做法。所谓规范事实，指的是法律是一种本身包含特定价值并敏感于这个价值的事实。除了知识属性之外，这两个标准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们共同决定了德沃金理论的性质，即它是一套法律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

于是，诠释性实践并不会固守它最初的样子，而是敏感于其中的价值：因此，不但对该实践的理解要联系该价值才有可能，而且该实践也会基于对该价值的理解而发生某种变化。研究者必须在说明法律的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说明法律这件事情的性质。

[10]210这就是法实证主义者(legal positivists)的核心主张。并且，这些更厚的部分，并不能够被间接评价所容纳。

然而，由于描述性理论必然预设关于法律功能的评价性态度，又兼德沃金的诠释主义在价值问题上存在困难，因此，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蕴含关于形式法治这个价值的诠释主义。第二节用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法学的知识属性要求将法律视为某种事实，那么法律最应当被视为哪些种类的事实。

[5]13-17所以，这必然得出一个否认法律是语义学事实的结论：法律是什么或者法律的性质这件事情，无法等同于讨论‘法律一词的含义(the meaning oflaw)[6]的做法。所以，它只将那些满足上述表述的价值带入《婚姻法》的讨论中，来决定婚姻法是什么这件事情。同时，由于形式法治并不指向任何具体的实质价值，而是指向形式化的那些条件。因此，即使形式法治的内部仍然存在争论，但都被认为是关于法律是什么、而不是关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争论。

就像教徒会认为法律是上帝(或别的神的)意志的体现，这个看法当然值得尊重，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它如何成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在理性上应当接受的看法。由此可以得出：1)法理学并不是个价值中立的描述主义的理论，而是一个跟价值判断有关的诠释主义的理论。

例如，老虎这个自然事实，可能被早期的生物学家化约为四爪、有花纹、头顶有‘王字的猫科动物，而现代生物学家发现老虎这种生物拥有的某种独特DNA，而且，显然其中有一个看法(后一个)是更优的。由于我认为诠释主义更可能正确，所以接下来的讨论还是从德沃金遇到的问题入手。

显然，这些作者都在法律的重要性之外，给出了更多的内容。显然，生儿育女的价值来自法律的内容，它并没有包括法律的存在这个事实所蕴含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因为存在一个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批判思路。[9]171 简单说，以上诸位都是通过先确定法律的功能或目标，然后再去讨论自己的理论如何跟这个功能或目标更好地匹配，而他人的理论因为匹配的不那么好或者根本就不匹配，来获得优势地位或者干脆主张他人的理论是错误的。到此为止，德沃金的诠释主义方法论及其结论就得到了完整、但仍非常抽象的呈现。请注意这里的表达，描述性理论并不等于对同法律有关的事实性因素的总结和归纳：这里所谓的描述，精确来说，就是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意思，它的对立含义是价值负担(value-laden)，因此这必然与法律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legal research)存在性质上的不同。

2)描述主义的缺陷表明，理论家必须预设关于法律功能的道德判断。相关讨论参见Rawls J.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46 Dworkin R.Justice for Hedgeho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63-68,82-86. 参考文献： [1]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5期. [2]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中外法学》，2013年5期. [3]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3期. [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original 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5]Hart H L A.The Concept of Law(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Coleman J,Schmchen O.Law.Legal Theory,2003,(9):5-12. [7]Coleman J.Methodology.In Coleman J,Shapiro S(ed.)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8]Greenberg M.How facts make law? In Hershovitz S(ed.)Exploring Law's Empire:The Jurisprudence of Ronald Dwork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9]Shapiro S.Legal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0]Raz J.Authority,law,and morality.In Raz J(ed.)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1]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政法论坛》，2013年1期. [12]陈景辉：《习惯法是法律吗》，《法学》，2018年1期. [13]Marmor A.Farewell to conceptual analysis(in Jurisprudence).In Waluchow W,Sciaraffa S(ed.)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ature of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4]Raz J.Can there be a theory of law? In Raz J(ed.)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5]Ehrenberg K M.The Functions of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6]Raz J.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7]Dickson J.Evaluation and Legal Theory 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 [18]陈景辉：《法理论的性质：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清华法学》，2015年6期. [19]Stavropoulos N.Interpretivist theories of law.In Villatueva E(ed.)Law:Metaphysics,Meaning,and Objectivity.Amsterdam:Rodopi,2007. [20]Dworkin R.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1]Raz J.The relevance of coherence.In Raz J(ed.)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2]Dworkin R.Justice for Hedgeho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3]Dworkin R.Justice in Rob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4]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2014年3期. [25]陈景辉：《法律的内在价值与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1期. [26]陈景辉：《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吗？》，《清华法学》，2017年1期. [27]Fuller L.The Morality of Law(revisited ed.)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8]Tamanaha B Z.On the Rule of Law:History,Politics,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9]Dworkin R.Political judges and the rule of law.In Dworkin R(ed.)A Matter of Principl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30]Shapiro S,Plunkett D.Law,morality and everything else:General jurisprudence as a branch of metanormative inquiry.Ethics,2017,(127):37-68. [31]Toh K.Hart's expressivism and his benthamite project.Legal Theory,2005,(11):75-123. 进入专题： 法理学 法律一般属性 。

当然，如何才算得上是最佳始终还是一个问题，我一会儿再回到这里。这是因为，一旦有多个适格的价值可以被赋予同一个实践，并且这些价值之间是不可比较的或者不可度量的，那么最佳证立的要求就会破产。

同样的，博尔特或爱因斯坦式的身体和智力优越者以及雷锋这样的道德模范，也不是合适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提出过高的身体、智力和道德上的标准。这两个讨论方向在起点上就是不同的，它们并不依赖法律作为一种事实的预设，因此得出的结论既有可能与这篇文章一致，也有可能矛盾，这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